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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著名历史学者李独清：学术巨擘黔地之光

在贵州的历史文化长河中，李独清是一颗璀璨的明星，他以深厚的学术造诣、卓越的研究成果，为贵州的文化传承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让我们一同走进李独清的世界，领略他的风采。

李独清，又名忠信，字笃卿，别号洁园，1909年出生于贵阳，祖籍陕西临潼。他出身于世家，父亲李天锡是光绪三年进士，宦游直隶多年。自幼，李独清便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，幼承庭训的他学有根基，为日后的学术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1926年，李独清从达德中学毕业。原本他打算投考中央大学，然而因母亲年迈，不能远行，他便改入省立贵州大学经济专修科。两年后，他顺利毕业，开始了自己丰富且成就斐然的职业生涯。他曾担任省政府秘书，同时兼任贵州通志馆（后改贵州文献徵辑馆）采访、编审。在抗战时期，他先后在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、国立贵州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，即便身兼数职，他依然在贵州文献徵辑馆兼职，全身心投入到学术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中。

李独清一生的学术成就令人瞩目，而他在《贵州通志》修纂工作中的贡献尤为突出。民国《贵州通志》的修纂工作从1919年开始倡修，由于军阀内战、日寇入侵等原因，时局动荡，修纂过程极其艰难。但李独清与任可澄、陈矩、杨恩元、凌惕安、万大章等两代贵州博学鸿儒，怀着对地方文化的深厚热爱与责任感，克尽时艰。李独清独立完成了《贵州通志》的艺文、金石、秩祀三分志的修纂。这部《贵州通志》上溯远古，下迄辛亥革命，设十九个分志，全套一百七十一卷，共一百零五册，近八百万字，是贵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通志，为研究贵州地方史、西南民族史、边疆治理史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史料基石。

在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入藏贵阳时，李独清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当时，由任可澄组织纂修的民国《贵州通志》已编纂近20年，《四库全书》中的贵州史料成为学者们梦寐以求的宝藏。贵州文献征辑馆经呈报省政府转教育部，批准抄录有关贵州史料，并委托李独清到地母洞翻阅阁书。自1940年5月至1941年8月，李独清带着两名助手，经过1年零3个月的艰辛努力，抄出大量有关贵州文献，整理编排为8册，定名为《贵州史料第一集》。这些史料在编写《贵州通志》时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使得民国《贵州通志》成为有史以来至民国时期资料最丰富的《贵州通志》。遗憾的是，因经费困难，《贵州史料第一集》尚未付印，就因黔南事变导致材料全部散失。

李独清的研究领域广泛，在中国古典文学、历史及有关贵州典籍等方面均有深入研究。他的著作颇丰，在文学研究方面，他的《李白流夜郎考》《明史何腾蛟传考异》《关于晏殊词的评价问题》《论辛弃疾词及其流派》《巢经巢诗说》等文章，都是分量很重的长文。这些文章考证精细，持之有据，言之成理，即便读者未必完全认同其观点，但也不得不敬佩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深厚的学术功底。尤其是他对巢经巢诗的论述，鞭辟入里，切中肯綮，是目前所见巢经巢诗评论中最有见地的篇章之一。

在历史研究方面，李独清的贡献同样显著。他编写的《孙文恭公年谱初稿》（后更名为《孙应鳌年谱》），先在贵州文献徵辑馆所办《贵州文献季刊》连载，后经他修订、增补。孙应鳌是贵州历史上的重要人物，这部年谱为研究孙应鳌及相关历史时期提供了重要参考。此外，他还著有《续修贵州通志和徵集文献经过》，详细介绍了民国《贵州通志》《黔南丛书》《贵州文献季刊》的纂修、编辑、出版的始末。民国《通志》及相关书刊的编辑出版，是贵州近代文化史上的大事，参与其事的先生们大多未留下记录，幸好有李独清这篇文章，让后人得以大致了解当时的情况。

李独清不仅在学术研究上成果丰硕，在教育领域也有着深远影响。他从事高等教育凡四十余年，先后在国立贵阳师范学院、国立贵州大学等院校任教。他的学生遍布省内外，可谓桃李满天下。他以渊博的学识、高尚的品德，为贵州乃至全国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，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奉献了自己的一生。他曾担任贵阳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，省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，贵州中学语文研究会名誉理事长，贵州省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副组长，贵州地名词典编纂处顾问等职务，积极为贵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出谋划策、贡献力量。

1985年，李独清先生逝世，但他留下的学术遗产和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传承。他一生潜心研究，为贵州的历史文化研究树立了标杆，他对地方文化的热爱与执着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贵州学者投身于文化研究与传承的事业中。他的著作和研究成果，不仅是贵州的宝贵财富，也是中国学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在当今时代，我们回顾李独清先生的一生，更能感受到他的价值与意义。他的学术精神和治学态度，为我们在追求知识、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提供了榜样。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他的精神，继续深入挖掘贵州的历史文化，为贵州的文化繁荣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，让贵州的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烂的光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