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饮中八仙歌》
唐代 杜甫
知章骑马似乘船,眼花落井水底眠。
汝阳三斗始朝天,道逢麹车口流涎,
恨不移封向酒泉。
左相日兴费万钱,饮如长鲸吸百川,
衔杯乐圣称世贤。
宗之潇洒美少年,举觞白眼望青天,
皎如玉树临风前。
苏晋长斋绣佛前,醉中往往爱逃禅。
李白一斗诗百篇,长安市上酒家眠。
天子呼来不上船,自称臣是酒中仙。
张旭三杯草圣传,脱帽露顶王公前,
挥毫落纸如云烟。
焦遂五斗方卓然,高谈雄辨惊四筵。
【注释】
①知章:贺知章,诗人,官至秘书监,性放旷,自号四明狂客,又称秘书外监。天宝三载(744)上疏请度为道士,辞官回故乡会稽永兴(今浙江省萧山县)。二句极言其酒后忘形。
②汝阳:汝阳王李琎,玄宗兄宁王李宪的长子。斗:一种较大的酒器。曲车:酒车。移封:改换封地。酒泉:酒泉郡(今甘肃省酒泉县),相传城下有金泉,泉味如酒,故名。
③左相: 李适之,雅好宾客,天宝元年 (742)代牛仙客为左丞相,天宝五载 (746) 为李林甫排挤罢相。赋诗云: “避贤初罢相,乐圣且衔杯,为问门前客,今朝几个来?” 乐圣、避贤: 《三国志·魏志·徐邈传》: “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,浊者为贤人。”
④宗之:崔宗之,开元初吏部尚书崔日用之子,袭封齐国公,官至侍御史,后谪金陵。觞 (xhang商): 酒杯。白眼: 晋诗人阮籍能作青 (黑) 白眼,遇庸俗之人,便以自眼相对,表示蔑视。这句形容宗之傲世疾俗之态。皎:洁白。玉树临风: 形容宗之醉后摇曳之态。玉树,喻宗之貌美。语出 《世说新语·容止》: “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,时人谓兼葭倚玉树。”
⑤苏晋: 开元间举进士,历任户部、吏部侍郎,官至太子庶子。长斋: 长期斋戒。逃禅: 逃离禅戒,指不守佛教戒规。
⑥长安市上酒家眠:《旧唐书 ·李白传》:“既嗜酒,日与饮徒醉于酒肆。玄宗度曲,欲造乐府新辞,亟召白,自己卧于酒肆矣。” 天子呼来不上船:范传正 《李公新墓碑》: “ (玄宗) 泛白莲池,公不在宴。皇欢既洽,召公作序。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,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。”
⑦张旭: 书法家。《旧唐书·贺知章传》: “吴郡张旭,亦与知章相善。旭善草书而好酒,每醉后,号呼狂走,索笔挥酒,变化无穷,若有神助。时人号为张颠。” 草圣: 草书之驿。脱帽露顶: 写张旭酒后狂放不羁的神态。李颀 《赠张旭》: “露顶据胡床,长叫三五声。兴来洒素壁,挥笔如流星。” 挥毫: 挥笔。如云烟:形容张旭书法飞动,如天上的云烟般舒卷自如。
⑧焦遂: 生平事迹不详。袁郊 《甘泽谣》称他为 “布衣焦遂”,常和文人往来。卓然: 神情卓异。形容他酒后精神振奋的样子。四筵: 四座。
【译文】 贺知章骑马象乘船那样摇来晃去,醉眼朦胧,眼花缭乱,跌进井里竟能睡眠。汝阳王敢于饮酒三斗才去朝见天子,路上遇到曲车竟然也流下口水,恨不得把自己的封地也移到酒泉。左丞相李适之饮酒每天用一万钱,豪饮起来就象巨鲸吞吐百川之水,罢相后仍衔杯豪饮,喜喝清酒,不喝浊酒。崔宗之少年英俊,潇洒风流,高举酒杯,白眼望青天,旁若无人,喝醉后宛如玉树迎风摇曳,不能自持。苏晋一面长期斋戒礼拜佛象,一面又嗜饮,常醉酒逃禅。李白意兴豪放,才思敏捷,饮斗酒之间便可写诗百篇。喝醉了常常在长安市的酒家睡着。即使天子召见也不上船,大呼: “臣是酒中的神仙。”张旭三杯酒醉后,绝妙的草书就会从他笔下流出,在显赫的王公大人面前,脱帽露顶,以发作笔,奋力疾书,字迹如云烟自如舒卷。焦遂喝罢五斗后方有醉意,更显得神情卓异,高谈阔论惊动整个席筵。
【鉴赏】
我国古代文人往往以能饮酒为美德,这大概是由于饮酒和政治有关,通过饮酒往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政治态度。魏晋间以阮籍、嵇康为代表的“竹林七贤”便是以饮酒来对抗司马氏统治的一个政治小集团。司马氏欲跟阮籍联姻,阮籍不情愿,干脆昏醉六十日,司马氏只得罢了。陶渊明有《饮酒》诗二十首,其实不是写的饮酒,而是抒写了他对功名的厌弃,对隐居生活的赞美,是表明他的政治态度的。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便是其中的佳句。甚至连准备下令禁酒的曹操,也在《短歌行》中赞美饮酒: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?譬如朝露,去日苦多。慨当以慷,忧思难忘。何以解忧?唯有杜康。”
但以饮酒来表示政治态度并不完全是直接的,很多场合下常常是一种间接的政治表态。如李阳冰在《草堂集序》中记载李白在翰林时,“丑正同列,害能成谤,格言不入,帝用疏之。公乃浪迹纵酒,以自昏秽。咏歌之际,屡称东山。又与贺知章、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,谓公谪仙人,朝列赋谪仙之歌,凡数百首,多言公之不得意。天子知其不可留,乃赐金归之。”
由此可见,《饮中八仙歌》中的八仙纵饮,绝大多数是表示对政治的一种消极态度,不全是为了表现“名士”的派头。只有这样理解,才能得其要领。
饮中八仙依次为: 贺知章、汝阳郡王李琎、左丞相李适之、崔宗之、苏晋、李白、张旭、焦遂。这仅仅是杜甫诗中的次序,并不反映年辈的先后。考唐史,苏晋死于开元二十二年,贺知章死于天宝三年,李适之死于天宝六年,汝阳王死于天宝九年。所以朱鹤龄说:“《八仙歌》当是综括前后言之,非一时俱在长安也。”
写贺知章两句:“知章骑马似乘船,眼花落井水底眠。”是说他酒醉后骑马不稳,左右摇晃,好象乘船。并通过他偶有一次落井,仍然醉卧井底的典型细节来刻划他的形象。据《宣和书谱》卷第十八载:“贺知章,字季真,越州永兴人。擢第后复登超拔群类科。天姿夷旷,谈论警发。能文,善草隶,当世称重。恐不能遽取,每于燕闲游息之所,具笔砚佳纸候之。偶意有惬适,不复较其高下,挥毫落纸;才数十字,已为人藏去,传以为宝。晚节尤放诞, 自号四明狂客。脱落簪绂之累,嬉戏里巷间,与物无忤,每醉必作,为文词初不经意,卒然便就,行草相间,时及于怪逸,尤见真率。往往自以为奇。使醒而复书,未必尔也。”由此可知,贺知章醉后,作诗写字,能达到一种不能自知的怪逸境界,不仅是“眼花落井”而已。
写汝阳王三句:“汝阳三斗始朝天,道逢麴车口流涎,恨不移封向酒泉。”作为一个郡王,喝了三斗(一种大杯)酒以后才去朝见天子,其狂态可知。路上碰到装酒的车便口水直流,这样一个典型细节生动地刻划了他嗜酒成癖的性格。恨不得将他的封地移到酒泉去,因为相传酒泉郡城下,有金泉,其味如酒。通过这一心理活动的描写,不仅显示了他郡王的特殊身份,还进一步刻划了他的嗜酒性格。
写李适之三句:“左相日兴费万钱,饮如长鲸吸百川,衔杯乐圣称避贤。”据《旧唐书》记载:“适之雅好宾友,饮酒一斗不乱,夜则宴赏,昼决公务,庭无留事。天宝元年,代牛仙客为左相,累封清和相公。与李林甫争权不叶,适之性疏,为其阴中……五载,罢知政事,守太子少保。遽命亲故欢会,赋诗曰: ‘避贤初罢相,乐圣且衔杯。为问门前客,今朝几个来?’竟坐与韦坚等相善,贬宜春太守。后御史罗希奭奉使杀韦坚、卢幼临、裴敦复、李邕等于贬所,州县且闻希奭到,无不惶骇。希奭过宜春郡,适之闻其来,仰药而死。”由此可知,李适之的纵饮,是为了逃避李林甫的迫害,但结果仍然未能逃脱他的魔掌,被逼“仰药而死”。杜甫用夸张的笔法写其豪饮:每天要花费宴饮之资万钱,他饮起酒来如海中长鲸之吸饮百川。至于“衔杯乐圣且避贤”句,则一语双关。一方面是暗用李适之罢相后赋诗内容,“衔杯乐圣”指耽于饮酒,不问国事,“且避贤”是躲避李林甫的迫害;另一方面也是用典,《三国志·魏志》:“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,浊者为贤人。”所以这句表面意思是李适之喜欢饮清酒而不喜欢饮浊酒。杜甫作此诗可能已在李林甫当政时,所以用隐晦的手法写出李适之藏在豪饮后面的政治悲剧。
写崔宗之三句:“宗之潇洒美少年,举觞白眼望青天,皎如玉树临风前。”崔祐甫《齐昭公崔府君(日用)集序》说:“公嗣子宗之,学通古训,词高典册,才气声华,迈时独步……十年三月,终于右司郎中。年位不充,海内叹息。”李白《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遗吾孔子琴抚之潸然感旧》诗说:“忆与崔宗之,白水弄素月。时过菊潭上,纵酒无休歇。”根据这两段材料,我们知道崔宗之是一位才华洋溢、倜傥超群的青年诗人,喜欢饮酒,但年寿不永。所以杜甫描写时着眼于他的俊逸风姿。先称赞他是一位风流潇洒的美少年,这是平时的形象;然后写他,举杯饮酒时,白眼望天,傲岸而目无下尘的样子跃然纸上;喝醉以后,皎皎然如玉树临风,摇曳而美妙多姿,如在眼前。三种时态,三种不同的风姿,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
写苏晋两句:“苏晋长斋绣佛前,醉中往往爱逃禅。”苏晋数岁即能写文章,时人比之为王粲。这里杜甫抓住苏晋信佛和饮酒的矛盾,写出他嗜饮胜过信佛的性格。《杜臆》注释这两句说:“逃禅盖学浮屠术,而喜饮酒,自悖其教,故云。而今人以学佛者为逃禅,误矣。”
写李白四句:“李白一斗诗百篇,长安市上酒家眠,天子呼来不上船,自称臣是酒中仙。”据《旧唐书·文苑列传》记载:“白既嗜酒, 日与饮徒醉于酒肆。玄宗度曲,欲造乐府新词,亟召白, 白已卧于酒肆矣。召入,以水洒面,即令秉笔,顷之成十余章,帝颇嘉之。”又范传正《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》云:“他日泛白莲池,公不在宴。皇欢既洽,召公作序。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,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,优宠如是。”根据这些记载,似乎杜甫所写李白醉后不肯上船, 自称是酒中仙等行为,仅是为了表现李白的傲骨和天子对他的优厚待遇。实际上,李白这些行为背后,是有政治原因的。前引李阳冰《草堂集序》中所说“丑正同列,害能成谤,格言不入,帝用疏之。公乃浪迹纵酒,以自昏秽”固然是明证,而李白自己写的《玉壶吟》更能说明问题:
烈士击玉壶,壮心惜暮年。三杯拂剑舞秋月,忽然高咏涕泗涟。凤凰初下紫泥诏,谒帝称觞登御筵。揄扬九重万乘主,谑浪赤墀青琐贤。朝天数换飞龙马,勅赐珊瑚白玉鞭。世人不识东方朔,大隐金门是谪仙。西施宜笑复宜颦,丑女效之徒累身。君王虽爱蛾眉好,无奈宫中妒杀人!
诗中明写由于他揄扬天子、谑浪群僚、数蒙恩宠,终于引起宫中妒忌,他只好借酒来浇愁,并把自己比成隐于朝市的东方朔。李白已看透,唐玄宗的所谓恩宠,不过是把他当作一名文学弄臣,他的“使海县清一,寰区大定”的政治理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。所以,李白的纵饮沉醉,实在是一个悲剧。杜甫写出了这种悲剧,只是较为隐晦罢了。
写张旭三句:“张旭三杯草圣传,脱帽露顶王公前,挥毫落纸如云烟。”意思是说,张旭三杯落肚以后,草圣张芝的草书技艺便显示出来了,他在王公大人面前也不讲什么礼仪,脱下帽子,露出头顶,显出狂态,挥笔疾书,如一片云烟落在纸上。杜甫抓住了一位草书家作书时的特征来写,个性极其鲜明突出。据《新唐书》载:“旭,苏州吴人。嗜酒,每大醉,呼叫狂走,乃下笔。或以头濡墨而书,既醒自视,以为神,不可复得也,世呼张颠……旭自言,始见公主担夫争道,又闻鼓吹,而得笔法意;观倡公孙舞《剑器》,得其神。”由此可见,杜甫的描写相当真切。而盛唐另一著名诗人李颀写的《赠张旭》诗,更可作为杜诗的绝好注脚:
张公性好酒,豁达无所营,皓首穷草隶,时称太湖精。露顶据胡床,长叫三五声。兴来洒素壁,挥笔如流星。下舍风萧条,寒草满户庭。问家何所有,生事如浮萍。左手持蟹螯,右手执丹经。瞪目视霄汉,不知醉与醒。诸宾且方坐,旭日临东城。荷叶裹江鱼,白瓯贮香粇。微禄心不屑,放神于八纮。时人不识者,即是安期生。
最后一位是焦遂,写了两句:“焦遂五斗方卓然,高谈雄辩惊四筵。”关于焦遂,两唐书不见记录,仅袁郊《甘泽谣》说他是“布衣”,其余事迹,一无所知。杜甫以上写了七人,都是写的醉态;惟独于焦遂,写他饮了五斗以后还不醉。不仅不醉,正是意气最风发的时候,这时他高谈阔论,滔滔不绝,善于雄辩,惊动四筵,个性也极其鲜明突出。
这首诗的结构和用韵都很特别,颇有点诡奇。在结构上,开头不用引语,劈头而起,便进入正文;最后也不用收束语,写完最后一人,就戛然而止,如截奔马。而中间历历落落挨次写来,或两句,或三句,或四句,极自由,又极富于变化。分之为八章,合之为一篇。在用韵上,一韵到底,使人产生一气呵成的完整感觉;而又不避重韵,“眠”字“天”字各押了两次,“前”字押了三次,又显然有分章的意味。这种形式,确是杜甫所独创。
这首诗的另一特点是,诗人抓住“八仙”的个性特征来写,语言极精炼而个性极鲜明。正如《读杜心解》所说:“其写各人醉趣,语亦不浪下。知章必有醉而忘险之事,如公异日之醉为马坠也。以其为南人,故以乘船比之。汝阳,封号也,故以‘移封酒泉’为点缀。左相有罢政诗,即用其语。宗之少年,故曰‘玉树临风’。苏晋耽禅,故系之绣佛。李白,诗仙也,故寓于诗。张旭,草圣也,故寓于书。焦遂,国史无传,而‘卓然’‘雄辩’之为实录,可以例推矣。即此识移掇不去之法。”
【点评】
此创格,前无所因,后人不能学。描写八公都带仙气,而或两句三句四句,如云在晴空,卷舒自如,亦诗中之仙也。(王嗣奭《杜臆》卷一)
吴见思曰: “此诗一人一段,或短或长,似铭似赞,合之为共为一篇,分之各成一章,诚创格也。” (仇兆鳌《杜诗详注》引)
一路如连山断岭,似接不接,似闪不闪,极行文之乐事。用《史记》合传例为歌行,须有大力为根。至于错综剪裁,又乘一时笔势兴会得之,此有法而无法者也。此等诗以笔健为贵,清则劲而上腾,若加重色雕刻,便累坠不能高举矣,词家所宜知也。( [清]张谦宜《絸斋诗谈》卷四)
前不用起,后不用收,中间参差历落,似八章,仍似一章,格法古未曾有。每人各赠几语,故有重韵而不妨碍。(沈德潜《唐诗别裁》)
其写各人醉趣,语亦不浪下。知章必有醉而忘险之事,如公异日之醉为马坠也。以其为南人,故以“乘船”比之。“汝阳”,封号也,故以“移封酒泉”为点缀。左相有《罢政》诗,即用其语。宗之年少,故曰“玉树临风”。苏晋耽禅,故系之“绣佛”。李白,诗仙也,故寓于诗。张旭,草圣也,故寓于书。焦遂,国史无传,而“卓然” “雄辩”之为实录,可以例推矣。即此识移掇不去之法。写来都有仙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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