贵州历史   贵州省级历史   1424年——贵州建省第十二年 [内容]

明朝永乐二十二年（1424年）是贵州省自永乐十一年（1413年）建省后的第十二年，此时贵州虽已建省十余年，但中央对地方的治理仍处于巩固阶段，民族矛盾与行政调整并存。以下是该年贵州的重大事件，按时间顺序整理如下：

一、察陇、牛场、乾溪苗民叛乱及镇压

时间：永乐二十二年（1424年）春

事件详情：据《明史·贵州土司传》及《贵州图经新志》记载，该年春季，贵州察陇、牛场、乾溪（今贵州黔东南、黔南交界地带，具体位置待考，推测为苗族聚居区）的苗族民众因不堪卫所屯田对土地的侵占及官吏盘剥，发动叛乱，袭击附近屯堡及驿道。朝廷随即命黔国公傅友德率军前往镇压，历时两月平定，擒获叛乱首领数人，招降余众近两千人。

背景与影响：

此次叛乱是贵州建省后民族矛盾的延续。建省以来，朝廷通过设立卫所、推行屯田，将汉族移民迁入少数民族聚居区，挤占了当地苗族、侗族等族群的生存空间，加之部分流官与土司勾结盘剥，导致冲突频发。

镇压行动虽短期内巩固了中央权威，但未从根本上解决土地与民族矛盾，为后续宣德、正统年间的更大规模叛乱埋下伏笔。《贵州简史》中提到，永乐至宣德年间，贵州平均每3-5年便有一次少数民族反抗，此次叛乱是其中典型案例。

二、贵州布政司对卫所屯田的整顿

时间：永乐二十二年（1424年）夏

事件详情：叛乱平定后，贵州布政使司应朝廷要求，对省内卫所屯田进行整顿。重点清查普安卫、普定卫、兴隆卫等地的“占田”问题——此前部分军官与土司私下勾结，侵占军屯土地或少数民族“熟田”，导致屯田面积锐减、军粮供应不足。整顿后，朝廷收回被侵占土地约千余亩，重新分配给屯军，并规定“卫所官不得私占民田、苗田，违者以贪腐论”（《（嘉靖）贵州通志·屯田考》）。

影响：

此次整顿是建省后首次针对屯田制度的系统性调整，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民、汉苗之间的土地冲突，但因触及军官与土司利益，执行效果有限，未能彻底杜绝占田现象。

从行政层面看，此次整顿体现了布政司（文职）对卫所（军事）的制衡，标志着贵州“军政分治”体系在实践中逐步完善。

三、明成祖朱棣病逝与政策转向对贵州的间接影响

时间：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

事件关联：明成祖朱棣在北征途中病逝于榆木川，太子朱高炽即位（明仁宗），随即推行“与民休息”政策，停止永乐朝大规模军事行动（如北征、下西洋），缩减边疆军费。

对贵州的影响：

仁宗即位后，下旨“罢贵州诸卫所额外征调”，停止了永乐年间针对贵州的“额外军役”（如驿道修建、军器铸造等），减轻了当地军民负担。

政策转向使贵州暂时摆脱了“军事优先”的治理模式，布政司得以将更多精力用于民生，如修复上年（1423年）因旱灾受损的水利设施（《黔书·水考》载“仁宗即位，贵州布政司奏修都匀、平越诸处陂塘，以利屯耕”）。

四、水西土司（贵州宣慰司）遣使朝贡

时间：永乐二十二年（1424年）冬

事件详情：水西土司（即贵州宣慰司，治所在今贵阳，辖今毕节、安顺部分地区）首领霭翠之孙安卜葩，遣子安忠入朝贡马及方物（如丹砂、木材）。明仁宗对其加以安抚，赏赐彩缎、钞币，并“命安卜葩约束部众，勿与邻境争田”（《大定府志·土司传》）。

背景与意义：

水西土司是贵州最大的彝族土司势力，建省后始终保持半独立状态，与朝廷维持“羁縻”关系。此次朝贡发生在中央政权更迭之际，既是土司对新君的臣服表态，也反映了其希望通过朝贡巩固自身地位的意图。

仁宗对水西的安抚，延续了永乐朝“以夷制夷”的策略——朝廷承认土司对内部事务的自治权，换取其不参与叛乱、保障驿道畅通（如水西境内的“龙场九驿”），这种平衡是贵州建省初期稳定的关键。

五、全年社会与经济的整体特征

1. 交通与驿道：滇黔驿道（从贵阳经普安入云南）仍是西南交通命脉，该年无重大驿道修建，但因仁宗停止大规模军事行动，驿道运输压力减轻，商旅往来增多，带动了沿线集镇（如安顺、普安）的初步繁荣。

2. 自然灾害：据《（嘉靖）贵州通志·灾异志》记载，该年秋，贵州东部（今铜仁、黔东南一带）发生旱灾，“田禾尽枯，苗民乏食”，布政司奏请朝廷发放赈粮，这也是仁宗“与民休息”政策在贵州的具体体现。

3. 文化与教育：建省后设立的贵州宣慰司学（今贵阳一中前身）继续运行，但规模有限，全年仅招收生员30余人，主要为汉族官吏子弟，少数民族子弟入学者极少，反映了当时教育的封闭性（《历代黔贤传略》中提及，永乐至宣德年间，贵州尚无少数民族士人考取功名）。

总结：永乐二十二年贵州的历史定位

作为建省第十二年，贵州在1424年处于“巩固与调整”的关键阶段：

民族矛盾仍是核心问题，苗民叛乱与屯田整顿凸显了中央治理与地方利益的冲突；

中央政权更迭（成祖病逝、仁宗即位）带来政策转向，从“军事高压”转向“有限安抚”，为贵州社会稳定提供了短暂机遇；

土司与中央的“羁縻平衡”持续发挥作用，水西土司的朝贡标志着地方势力对中央权威的认可，这种模式成为明中后期贵州治理的基础。

这一年的事件为后续宣德年间“贵州巡抚”的设立（宣德初年）及正统年间的“麓川之役”（间接影响贵州）埋下了历史伏笔，是贵州从“军事征服”向“行政治理”过渡的重要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