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龙是一座边城，蹲踞在贵州西南一隅。向南渡过南盘江即是广西；往西去便是云南；省城在北则要遥远一些。
六百年前，一队王师来到这里披荆斩棘，开山取石，不久筑起一座石城。他们来自赣、皖、苏、浙等省，奉明太祖朱元璋命令来此屯守，“开一线以通云南”，以此消灭元蒙在云南的残余势力。于是，便有了这座城垣。
小城状如一张没有扶手的椅子。椅靠在南，是两匹连绵的大山“龙井”和“桅峰”，峻峭而挺拔。明代老城就建在椅座上，东、西、北三面空阔，且均是缓坡。随着朝代更替，人烟繁衍，城市一圈圈向三面扩张，清代时中心已移到北门坡脚。因此，在新城与旧城之间延伸出许多小街小巷，联结起那流逝的时光。
时间来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我已是一名小学生。对于城圈圈里的少年们来说，小城有两处乐园，一处是城墙；另一处就是陂塘海子。
城墙是清代扩城建府时修建的，一码的大条石堆砌，桐油石灰粘连，坚固而高峻，逶迤数里，很是壮观。据史书记载，清嘉庆、道光年间，有两拔农民军攻城均未能攻破。因此，过去曾有民谚云：“安顺府的文庙，兴义府的城墙。”其意是赞美安顺文庙石雕技艺的精美，安龙城墙的坚固（安龙在清代建置名称为兴义府城）。
少年们在城墙上尽可疯玩半天，或执树枝竹片模仿戏剧人物捉对厮杀，或是在泥土与石缝间掏刨寻找前人遗落的小钱币、铅弹丸等零碎物件。甚至什么也不做，就在城墙上走着看风景，看城内瓦屋下的人家，看城周围奇形怪状的山峰，最喜欢看的就是城外那片绵亘十余里的陂塘海子。
盛夏时的陂塘海子最是少年们牵心挂肠的地方。这时，海子水面上是无边无际的荷花和莲蓬，水里面则有鱼虾、黄鳝、泥鳅和嫩藕。少年们可采摘莲子抠取嫩藕解嘴馋，又能兴致勃勃地捉泥鳅捅黄鳝，在游泳池扑腾一番后便去半山亭里歇憩，总之是有无穷的乐趣。
那时荷塘里有许多穿着号褂的人在开挖河渠，要将这片海子建成农场。他们一边挖泥，一边将挖出的藕节和摘下的莲蓬堆码起来，宽敞的空地上就冒出一个个小山包。荷塘里横陈着一些小船和木筏，少年们三五一伙登上去，撑进荷林深处各自忙活，且专揀颗粒饱满的莲蓬下手。采得多了就将长裤脱下来，扎紧裤脚往里塞，上岸时每人脖颈上都骑着一只裤口袋，犹如一匹匹驮马，尽可招摇过市，没有谁会来干涉，因为这是千百年存在的野荷。
在荷塘的一角有一个标准露天游泳池，是抗战时期驻军49师官兵们开挖出来的。泳池长50米、宽25米，池壁全用料石镶砌，池底有水源源冒出，又引五硐桥流来的活水，在池端以细砂过滤。泳池由浅而深，浅处可供儿童嬉戏，深处用于高台跳水，跳台筑于池尾。游泳池竣工之时，正值国民政府提倡新生活运动，内容诸如讲究卫生、锻炼身体、戒吸鸦片等，因此将泳池命名为“新生游泳池”。
在陂塘海子划船、采莲藕后，再到游泳池嬉水，是孩子们最大的快乐。在这里，娃娃们由“狗刨”过渡成“自由式”，由“秤砣入水式”习练成“飞燕入水”。还相互比赛耐力和速度，抑或是分起边边打水仗。玩累了就上岸躺在草地上，直到太阳偏西才恋恋不舍地回家。
这泳池扑腾出许多游泳健儿，参加专区和省里的比赛都能夺得名次。五十年代，安顺专区还没有正规的比赛泳池，不得不将赛事移到这里来举行。
游泳池紧傍着一座小山堡，山堡上建有“涵虚阁”、“一览亭”、“半山亭”等亭台楼阁。在荷塘玩乐时如遇天降大雨，孩子们就摘一张荷叶顶在头上，将衣服搂在怀里，任荷盖喧嚣，全不畏惧。若在泳池遇雨，则抱起衣服直奔半山亭。在半山亭中不仅可以欣赏十里荷塘烟雨迷茫的美景，一些少年更可借此炫耀一番自己的才华。
清代以来，安龙走出去好些个显赫人物。有翰林学士，有封疆大吏，有督府将军，然而孩子们最熟悉的还是神童张之洞。这并不因为张之洞当过湖广总督和军机大臣，而是由于平日里家里有文化的老人及学校里的老师经常这样教导：“看你一天只晓得憨玩，人家张文襄像你们这般年纪就写得出《半山亭记》，同样是喝龙井水长大的，你们咋个就不行呢？”老师和一些家长曾鼓励孩子们背诵《半山亭记》，这篇文字就刻在亭子石壁上，是张之洞十一岁在安龙读书时作的，七百余字，描写招堤荷塘四时风景。孩子们在这里躲雨时，一经有人提议就来比赛背诵，兴头上还会将衣兜里的莲子拿出来，放在石桌子上打赌。多年以后，这些当年的孩子们尽管境况各异，职业各别，但都还能哼得几句“沙明荷净，舞翠摇红……”
这片荷塘与小城人世世代代相伴相生。上火流鼻血了就去摘一片荷叶熬粥喝，嘴馋了就调一碗藕粉莲子羹吃。家里的主妇时不时又会将藕节骨头汤，抑或是清炒藕片揣上餐桌。饭馆的厨师更能将那荷花、荷叶、荷茎、藕节、莲子全都用作食材，配上塘里的鲜鱼，做出一桌色香味俱全的“荷花宴”来。
待满足了口腹之欲后，人们又来寻求精神上的享受。文人们画荷、写荷，绣花女们则在绷架上绣荷。于是，一些人家的桌围、椅垫、帐沿、门帘、被面，乃至墙上，便有了“鱼戏莲房”、“鸳鸯伴荷”的图案。
我读书的小学校在明代老城的中心，后面连接着一所中学。这块地方曾经是小城最显赫、最神秘之地，是小城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。明代初年建城时，这里是千户所衙门。明末，南明永历朝廷播迁到安龙，这里又改作皇宫，历时四年。这块小小的地方曾经产生过许多悲壮的故事，被载入国史、地志，以及众多的野史笔记中，吸引过无数专家学者及游客来寻幽访胜。皇帝走了，此地成了书院。我就读时，古老的建筑几经改易，唯有校门前的两株古槐在昭示这段历史。
我们的书读得轻松而有趣。学校开设一门手工劳作课，要求学生用棕叶或是竹子制作一些小动物或者是提篮一类小工艺品。下午放学后，我们就沿着操场旁边的小路走进西关街，去完成这门功课，因为西关街上住着几位小同窗，他们家后院里种有棕树和竹子，可以就地取材。
住在这里的许多人家都是一些深宅大院，是祖上遗留下来的“四合院”、“三合头”、或“二重堂”，前面有天井，屋后有园圃。高峻的石墙上披拂着青藤绿萝，临街一面有条石砌筑的“铺台”和厚重木坊制作的“朝门”。门大都敞着，透过腰门的上方，依稀可见铺砌着石板的庭院，还有字画斑驳的照壁。间或有一只猫或狗，伴着门外的下马石慵懒地卧着，显得空寂而冷清，唯有织布机“咔嗒！咔嗒！”一递一声传过来，方使这方土地有了些许生气。这一带人家大都以织布、绣花为业，布是家织土布，绣工是做背带、被面、帐沿、门帘，还有端午节人们佩戴的香包、菱角，也大都出自这里。此外，他们也种植果木和蔬菜。
据父老们传言，这一带曾经是老城内最热闹的地段，是最早的商业中心，每家大门两侧那石砌的铺台就足以证明，那是用来摆放商品的。多年后，当我来专职研究地方历史文化时，方知这块地方的不寻常。这是几条具有传奇色彩的小街，在中国数以千计的小城镇中，拿当下流行的话来说，大概要算最“牛”的小街了。三百多年前，这里竟然集中了一个朝廷的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部，还有科、道九卿衙门；居住过王公大臣，安顿过太监、嫔妃。曾经冠盖云集，轿马相接，信使往来，语音芜杂，俨如北京的大前门、王府井。如同中国其他都城一样，这里也有皇家气度、汉官威仪；也上演过一幕幕忠奸争斗，权力角逐；有宫闱秘事，有缠绵爱情，也有刀光剑影。此时再来回想起街上那些被鞋底磨得光滑如镜的石块，我们曾经进出过的院落，那些紫黑的檐柱，厚重的门廊，木格子窗棂，丈二条石的台阶，心里一怔，或许那里就曾经是南明王朝的“礼部”，抑或是“兵部”哩！沧海桑田，谁又说得清楚。
我家世居的老屋坐落在钟鼓楼下的北大街上。
钟鼓楼雄踞在老城与新城的交接处，三层巍阁，俯瞰全城，在众多低檐瓦舍间突兀鹤立，是小城地标性建筑。楼的下端开有四道拱门，连接四条街道：北门坡、文庙街、广东街和北大街。
安龙的娃娃们都会念这样两句童谣：“安龙有座钟鼓楼，半截插在云里头。”童谣的来历缘于一个乡人在外地与一川人赌气，各自夸赞自己的家乡。川人说，“我们乐山有座峨嵋山，离天只有三尺三。”乡人情急之下便拿这钟鼓楼来与之比拟，憋出这两句话来，虽然极其夸张，但也可知钟鼓楼在小城人心目中的地位。
钟鼓楼司钟击鼓用于报时，遇有火警时，那钟鼓之声也会急促响起，追逼人奔赴火场。在钟声催促下，男人们纷纷冲出家门，抬起水枪或是拿起脸盆，在街沿上的“太平缸”里取水救火。此外，它又还是一处新闻发布中心。逢城里赶场的日子，楼上便站了些公事人，手执铁皮喇叭，高声宣讲政府法令和时事新闻。而墙壁上除了张贴公家的告示和文化馆墙报外，也间杂着贴有民间的各类揭贴。家里的老人讲，更早一些时候，会有一位老先生逢鼠、马赶场日来这里宣讲“圣谕”，内容是孔孟、程、朱等儒家圣人的教诲。抗战时期，这里又是流亡学生们演讲和唱歌的地方。
谁家老人过世，出殡那天，无论住在哪条街巷，总要抬来这里绕一圈，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。遇到哪家小辈不孝顺，或是遭遇了什么不平事，都会来这里向人们倾诉，顷刻全城知晓。赤贫人家的老人死了没有力量安葬，孝子们就包了白帕来长跪在这里，这时自会有热心人来承头募捐。总之，这地方牵延着小城百姓的日子，永远不会寂寞。
钟鼓楼北向的街道是北门坡。北门坡最初形成于乾隆年间，是由明代老城逐步延伸下来的。街道是一个缓坡，由一级级的石阶构成，共有一百多级。街道两边的民居门前都植有冬青树。站在钟鼓楼下抬头望去，青黛的屋瓦层层叠叠，苍翠的树叶簇簇拥拥，形成一道独特的景观。我们的学校就建在坡顶上。每天清晨，背起书包，在钟鼓楼门洞里的小吃摊上买一个烘烤得外焦内嫩的饭豆糍粑，或是一截枕头棕粑，一路吹着咬着爬北门坡。待吃完东西，爬到坡顶，学校也就到了。倘是下午，又恰好是初夏，正是冬青树开花时节，北门坡充盈着浓烈的花香味儿，女孩子们将散落在台阶上的细碎花瓣拿线串起来戴在脖子上。男娃娃们呢，或是纵跳着触摸树叶，或是一口气奔到坡顶，然后争着骑在路口那两只石狮子背上，得意地俯看那些仍然在爬石坎子的同窗们。
这条街多数时候很是清静，而上学和放学时则又十分热闹，因为小城历史最悠久的小学和中学都在坡上。因此，街上的人家不需要钟表也能准确掐算出一天时间。
上学路上经常遇到一个年近五十的男人，身形如一根竹竿，满面烟容，身上的长衫缀满补丁，已分辨不出本来的颜色，脚上是一双露出脚趾且没有后跟的布鞋，大人们都喊他“陈阿同”。他没有什么正式的职业，赶场天帮人家拿长凳占摊位，散场时又帮人拿回去。有时又见他臂弯上搭一件单皮棉夹衣物，或者手里托着钢笔、首饰一类物件帮人出售。家里的老人经常拿他来教育子弟，“若不好好读书，将来就像陈阿同一样拖衣落食”。但有时又会听见人们这样议论他，“那个人穷归穷，但硬气得很，不偷、不抢、不骗，街坊邻舍拿点东西给他，他就一定要给你做点事情回报；又讲信誉，帮人卖东西从不瞒哄”。我们由此常常怀揣复杂的心思看他背影。他孤身一人，没有家小，据说后来死于饥饿年代。
钟鼓楼东向是文庙街。自清初以来，这条街道就是小城的政治中心。清代的府衙，民国时的县衙，新中国成立后的党政首脑机关，前后都在一个大院里。虽然令人敬畏，但半城百姓每天也还需在这条街上走动。街的尽头是一个场坝，每逢子日（鼠日），四乡八寨的农人就要前来出售农产品，城里的小商小贩也会摆起摊子。若逢午日（马日），则又在城西另一个场市集会。但这还不是主要的原因，更其重要的是，场坝后面山下就是半城人赖以生存的珍珠泉，俗称“东边龙井”。龙井水清冽甘甜，品质优于其它井泉，故此许多人家宁可多费些力气也要去挑来煮饭烧茶，尤其是那些做饮食生意的。
每天傍晚，青年男女邀约起同伴，三三两两去挑水，一路欢声笑语，平添几分热闹。路上要经过一个教堂，偶尔有风琴或是提琴声从紧闭的大门里传出来，青年们即刻止息喧嚣，放缓脚步。挑水的人多了，回来时一路洒满水滴，一到夜里文庙街的石板上就变得湿瀌瀌的，有文人将它敷衍成一景，称“夜雨洒金街”。外地人不明就里，视为珍奇。
文庙建在这条街上，是祭祀孔子的场所。文庙大门对面是不允许有民居与之对峙的，因而砌了一面照壁。大门两边立着“文官下轿、武将下马”的石碑，这里是读书人心目中的圣地。据说，一天夜里，一个醉酒的汉子竟在照壁角落小解，恰好被一方名士景方鉴看到，此公曾是前清贡生，不仅学问好且人品端正，为地方人士所崇敬，尊称为景贡爷。景贡爷当即大喝一声，那醉汉酒也被吓醒一半，连忙认错。贡爷却是不依不饶，硬要叫那汉子提水来冲洗，汉子只得照办。此事传扬开后，久之形成一句民谚，“点子邪，屙尿遇到景贡爷！”用来自嘲或是挖苦别人不走运。
这条街上还住着一位名人夏聋伯。他虽然又聋又哑，但心灵手巧，并且生性诙谐。他以纸扎手艺谋生，正月里玩龙灯、跳花灯，他做的青狮白象、鱼龙虾蟹无不惟妙惟肖；出殡时笼在棺木上的丧罩，站着的白鹤能缓缓吐出黄色烟雾，且频频点头。遇到县里有重大庆典活动，他扎的“烟火架”会在空中燃烧出一折折历史故事场景，硕大的“孔明灯”能飘过天榜山头。
他有两副自撰的对联为人传诵。一副是：“鸡蛋鸭蛋鸽子蛋；饭盆脸盆洗脚盆。”是因为一场冰雹后，大雨相继，他的瓦屋千疮百孔，满屋漏水，他不急于修屋却先将对联贴出来。上联指屋顶的大洞小眼，下联是说地上接漏的家什。另一副是，“糖壳壳已经营二载；马架架又挂了三年。”这联写于“文革”时，因“破四旧”，他擅长的那些玩意都在“横扫”之列，不敢做，也卖不出去，只好给糖食商店糊包装纸盒养家话口。此公虽口不能言，却是绝顶聪明，无声而胜有声。
与文庙街相对应的是广东街。清代雍正年间，安龙升厅为府，增设一镇绿营官兵，统管盘江八属。城内突增一批文武官吏和兵士，朝廷每年要拨给大量银两，用于官吏们的薪俸，士兵饷银、工食银及马匹、装备的费用；还有官署、公所的修建之资，一时刺激起消费增长。于是，早已进入贵州的四川、江浙、两湖、两广和福建的商人们嗅到商机，相继前来开拓市场。由于地缘关系，两广人捷足先登，为方便商贸往来，一些商人开始购置房产，开设店铺，有的还举家迁来，便逐渐形成这条以广商为主体的商业街，郡人遂称为“广东街”。
在这条街上，有的广人已历几代，也有之后陆续来的，但一些住户仍保留着故乡习俗。夏天，他们穿着黑色香云纱裤褂，踢踏着木板鞋在街上走动，木板鞋敲击石板路面发出清脆悦耳之音，也算给小城增添一景。曾经有一位杰出的闽商黄绍奇，给这条街涂下过一抹亮色。他乐善好施，热心公益，曾捐巨资修城墙、桥梁、道路及井泉；赈济灾民，救助孤贫，诸多善举受到人们尊敬。过去，地方人士每年清明节都要去他的坟前拜祭。
广东街上还住着一位老派文人刘朗轩先生。他饱读诗书，在中学任过国文教师，教过我的父辈，算得一方博学鸿儒。我在翻阅文史档案时，读到他在1944年《贵州日报》发表的一篇文字《安龙县培修明陵记》，文言文写作，其文字功力的确让人钦佩。他晚年闲居在家，家里经营一个糕点铺。每年元宵节，他家门楣上悬挂起几个灯笼，上面粘贴着谜条，供人猜谜。自认为猜中者就径直走进大门，他端坐在中堂上，八仙桌上堆着点心，猜中者即可领取一盒。绝大多数都只得看一眼就出来，因为谜底都是“四书五经”或古典诗词中的句子，且又冷僻。那时候，具有这方面学问的人已不多了，我等这群小学生更是徒看热闹而已。
老先生晚年得子，极是珍视。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却不让他去学校读书，而是留在家里自己教，课程是书法、绘画及儒家经典。五十年代，政府重视教育，凡家中有少年的都要动员进学校，家境贫寒从未上过学的全免学杂费。因此一班同学年齡参差不齐，有的悬殊竟达十来岁。为顺应形势，老先生也将他的儿子送来插班。刘公子与我同学，比我大七、八岁，他辈分高，小同学们都称他“耶”，就是叔的意思。我与他同窗共读两年，很多时候是看他画画写字，他写得一手漂亮工整的柳体字，喜画山水、花卉。老师也不便管他，任由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不久他父亲过世，他也不再到学校里来，据说要为父亲守孝。再见到他时已是二十多年后，腊月间的大街上，他在一张大方桌上给人家写春联和“家神”，他早已把家安在乡下，是那一方颇为知名的乡先生。
钟鼓楼的正面即是北大街，是小城的商业和文化中心。街上房舍大多建于清末民初时期，有几幢中西合璧建筑间杂其中，显得比其他街道体面。抗日战争时期，贵阳版《中央日报》记者戴广德曾这样描述：“（安龙）市街的房屋和马路相当整齐、清洁，方块石路面修筑和安顺市街一样，晴天无尘土，雨天不泥泞。道路的两旁植有树木，绿荫树林，远看极美观。如果谈市容，安龙也许还站在黔垣的前面……”。他所写的街道，自然就以北大街为代表。在这条街上，两边铺面均无闲屋，全都做着生意，绸缎布匹、广洋杂货、图书文具、茶馆酒楼、钱庄当铺都集中在这条街上。一到夜里，大店铺的煤气灯，小店铺的臭石灯，小摊上的马灯相继亮起，还有游移不定的手提灯笼，共同构成一个若明若暗、亦真亦幻的世界。
街的尾部是安龙有名的鱼市。居住在城外陂塘海子周围的几个村庄称为海子庄，家家置有小船，一是用于交通，二是用来打鱼、采莲藕。每天清晨，柔远门外的跃鱼滩就停泊着一排排渔船。渔民们从船上抬下鱼篓经草纸街进城。遇到涨水季节，渔船就径直抵近城墙，渔民们改由北门洞进城，直接来到北大街。他们在街沿两边摆放大大小小的木盆，取来井水，将活蹦乱跳的鱼儿倒进去，每天的鱼市就开始了。待到午后，卖鱼人开始去城里的店铺称盐、打油，或者购置其他物品，又将盛鱼的木盆寄放在熟悉的人家。不曾卖完的鱼或者贱卖，或者送人，甚或倒在地上。这时，人们就可以去拣来喂猫了。
大街上最难忘难舍的地方是“中山纪念堂”。这地方地势十分宽阔，临街一排房屋，设有图书阅览室、乒乓球及“克朗球”室，楼上是文化馆办公和放置物件的地方。正中一道宽敞的大门，进去是花圃及篮球场，球场后是剧场。这里白天夜晚都热闹异常，男女老少都能在这里找到欢乐，白天有球赛，晚上有戏剧，这两样为小城人最爱。
打篮球这项运动最初由一些出外读书的年青人引进，不久风靡全城。抗战时期达到高潮，有“抗倭”、“精忠报国”、“长城”等队名，我的父亲和两个伯父均属于最初的一泼。早年间，没有现今这样一套齐整的行头，球员们上场，大多穿着家织土布单衣，后来觉得累赘，赤身露体又不雅，于是将两只袖子剪去，变成一件“火汗褡”。背上粘贴一方纸，标注队名和号码以示区别。脚上更是五花八门，有的穿布鞋，有的穿草鞋，还有的干脆打赤脚。有心术不端的球员，瞄上对手脚后跟，待人家跳起投篮时，迅速踩住开裂的鞋底，让对手功亏一篑，引得场外笑声一片，真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小城人迷恋上了篮球，竟产生出许多家庭队，男人们全都会两手，后来妇女们也加入进来。累世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戚族相连，场下亲连亲，戚连戚，场上则必争高下，球场上奔跑的人忘我投入，场外的男女老少放开嗓子呐喊助威。日久，成为每天傍晚时，小城一道不可缺少的盛宴。因此，城里一位喜作打油诗的半吊子文人曾写过这样一副对联：“新生池里，碧波翻滚光胴胴；中山堂外，呜叽呐喊火汗褡。”上联是指在招堤新生游泳池游泳，下联说的就是中山纪念堂的篮球赛。
到我们开始习学操练时，人们的热情仍有增无减，匆匆吃罢晚饭就去占据有利位置，谈论起某个球员和某场赛事则津津有味，不会厌烦，比现今的青年讲起乔丹和姚明劲头更足。不过，这时球员们已经穿上棉纱背心和胶鞋，队名也多取“雄鹰”、“海燕”及“战斗”矣！
和看篮球一样，小城人嗜戏，听见锣鼓响就会心痒难禁。球场后面是一个可容两三百人的剧场，大多数时间都有演出。安龙的戏剧活动历史久远，早在明末清初时就已开始。道光时筑起正式的演出舞台，府试院的演剧台供官绅士子们观赏，而江西会馆的戏楼则是百姓们消遣的地方。清末，文琴坐唱兴起，戏剧艺术进入百姓庭院。抗战时期文明戏传入，爱好者们自发组织者“四维国剧社”、“绿海音乐研究社”等艺术团体。解放初期正式建立剧团，先演滇剧，后演黔剧。
每逢有演出的夜晚，我们这群少年就躁动不安，吃过晚饭就候在剧场大门外，遇到熟悉的大人，牵着人家衣角混进门去。剧场里很是热闹，每有小演员出来亮相，勿论他是帝王将相，抑或龙套兵弁，少年们必定爆喊出他的乳名，往往遭来大人们的叱喝。有时演至中途，台前那两盏煤气灯便扯起鬼眨眼，忽明忽暗，少年们又齐声呼叫“打气！打气！”这时，弄不好脑袋上就会挨一烟袋。拿着长烟杆敲人的汉子，身材瘦而高，眨巴着眼睛，脖领中插满长短不一的烟杆，身背一只竹篓，竹篓中装着茶杯，手提一把用黑棉布包裹着的土窑茶壶。他不断地在人群中穿行，或是递一杯茶，或是将点燃的烟杆递到人家嘴边，获取一点零钞。据说他曾经是一名川剧演员，抗战时期流落过来，嗓子倒了，早已不能登台，因此操此营生糊口。
舞台上看得多了，心里不竟活动起来。几个爱好戏剧的同学就聚在一起，将各处收寻来的牛皮纸制成戏装，又用竹木砍削成兵器，正儿八经地排演起来。演出地点轮换着在几家天井里，还得选择月色明亮的夜晚，观众则是年幼的弟妹和家里的老人，但同样演得很认真。有一姓刘的同学，他一只脚微跛，却是聪明绝顶，各种戏装的裁剪，蟒袍玉带、金瓜钺斧的制作都出自他手。由于脚的关系，他不便亲自上场充当角色，便包揽了导演和剧务。剧本则是你一言我一语凑成，最后由刘同学定夺。“文革”中，由于两派武斗，他猫在家里的阁楼上，鬼使神差竟把脑壳伸出窗外张望，被一颗流弹击中，真应了那句天妒英才的老话。文化艺术的长期浸染熏陶，造就不少文艺人才，百姓们也一直传承着吹拉弹唱的喜好。
在小城街上很少看到行色匆匆的人，若有，必定是家里有了什么急事。生活的节奏在这里总是要慢半拍，假如在缓缓行走的人群中看见某人匆忙走动，人们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定他，熟悉而嘴损的人会这样调侃：“慌哪样，忙投胎呀！”厚道一些的就说：“脚绞脚的忙哪样，拣得金元宝啦？”与之相反，本地人最常说的一句话是，“忙哪样，赶场吃酒是一天！”
小城人也有忙的时候，一般是在十冬腊月。因此，“忙十腊月”这句话就成了申明自己忙乱的理由。这期间，有的人家要着手筹办儿女的招进嫁出，有的则要尽快结束起房盖屋的收尾，好在春节到来之前搬进新居。而更多的人家是准备过年的食品和拆洗铺笼帐盖。
每到岁末，当家人在盘算过年用度时，便想起了新春岁首那待客的饵块粑以及糯米汤圆，自然就赶紧洗刷石碓。假如夜里起了浓霜，预示明朝会有太阳，有算计的主妇便即刻将糯米浸泡蒸掏，于是，凝重、沉闷的碓声就从那些幽深的小巷里荡出来。犹如一发升空的信号弹，一处声响，满城心慌，牵连起更多的人起来，碓声也就响到天明。舂碓是极其艰辛的劳动，几十斤重的碓杆，全凭一只脚的力量，压下、抬起、又压下，如此重复千百次。这声音伴着小城人一代代降生、逝去、又降生，不知响了多少年。
此外，还得出城去砍来柏树枝，买回甘蔗取皮，抖搂出平时积攒的花生壳、桔子皮，守在灶门口，微火慢熏香肠腊肉。这期间，安龙特产的粽粑叶也上市了。主妇们买来洗净晾干，在铁锅里将糯米草、甘蔗草烧灰染糯米，又要舂草果、炼鸡油炒米。之后，一家人围坐在天井里，动手包扎那枕头粽粑。
此时，在城外的溪流井泉边又是另一番景象。小城人爱干净，身上的衣服讲究要洗得“青纱现白纱”，那时的衣料大都是“卡其布”，“阴丹士林布”和家织土布，中年妇女还喜欢将袖口白边外露，显示其清洁而能干。遇有天气晴朗的日子，大姑娘、小媳妇们动手拆下厚重的被褥和布帐，换下一家老小的衣服，装在竹背篓里，背到溪流边洗涤，好干干净净过年。中午时分，家里的男人会提着食盒去寻找。这时，溪流边的草地上，低矮的树丛上，收割过庄稼的田野上已是一簇族、一片片五颜六色，浣衣人就在这斑斓的色彩间享用野餐。
待这一切准备好后，春节也就到来了。正月里有玩龙灯、跳花灯、玩狮子诸多活动。女孩子们喜欢的是“打秋”。就是在地上栽一木桩，尖端削成和尚头，横架一根木棒，称为秋杆。在秋杆两端各安一个扶手，地上的娃儿们将秋杆推动旋转，杆上的女孩子或骑或伏在秋杆两端任其旋转，伴随着和尚头摩擦发出的声响，女孩子们放声欢笑。男孩子们则喜欢提着有龙头、青蛙、蝉、蟹、鱼、兔等动物形状的彩灯满城游走；更喜欢放花、放炮仗、放地牯牛、放火箭、放黄烟；跟着玩龙灯队伍满城撵。为了不让逝去的先人们寂寞，正月十五人们还要去祖坟上点亮灯笼。
新年期间，勿论贫富，彼此相请作客，称为“请春客”，相互往来，竟达一两月之久。不时会有一个中年男子上门来，或是站在人家大门外，或者径直走进天井，先把主人家喊答应了，随即放下掖在腰里的长衫下摆，满脸堆笑，清晰地说明受某人之托前来请客。言辞很是讲究，若是只请当家人称“单喜”，请夫妇二人称“双福”，若是全家满请则称“阖府”。帮人请客是他操持多年的职业，因他彬彬有礼，谦恭随和，相貌喜兴，能准确传达主人家意图，从不误事，城里人家的婚丧嫁娶、人情客往都请他转达。他一年到头走街串巷，住在哪个旮旮角角的人家都晓得，而城里男女老少也都熟悉他，满城皆称“张满耶”。
少年不识愁滋味，在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中，懵懵懂懂的少年们送走了一年，待新春到来时，又重新去经受属于自己的日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