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端棻墓位于贵阳市乌当区永乐乡水塘村大关口松山半阜上，1987年经贵阳市人民政府公布为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。
贵阳市喷水池邮局后面有条由北向南的旧河道，名贯城河。河的东岸有条不宽的小巷，叫长春巷，清朝著名的维新大臣李端棻就出生在这巷内。
李端棻（1833年—1907年），字苾园，贵州贵筑（今贵阳）人，幼年丧父，与母亲相依为命，由叔父李朝仪教养成人。20岁补博士弟子员，29岁中进士，入翰林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擢内阁学士，为大学士倭仁、尚书罗敦衍所器重。因文学而受清同治、光绪两朝知遇，历任山西、广东、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，全国会试副总裁。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他主考广东乡试时，十分赏识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，将堂妹李惠仙许配给梁，与梁结成亲密的郎舅关系，并与戊戌维新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后迁任刑部侍郎、工部侍郎、仓场总督。甲午战败，他痛感中国国势孱弱和实用人才乏绝，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年）五月，李端棻上《请推广学校折》，建议在全国进行教育体制改革，奏请改革专习考据、词章、帖括的旧式书院，在全国遍设新式学堂，在首都设京师大学堂，各省的州府县遍设各级学堂，开设外文、算学、天文、地理、格致（理化）和外国历史；还建议设藏书楼（图书馆）、仪器院、译书局、广立报馆，选派留学生出国留学。李端棻的这一奏请，旋即被总理衙门审议通过和光绪皇帝降旨允准，并于两年后逐一付诸实施，为北京大学的前身——京师大学堂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从而敲响了封建教育制度的丧钟，拉开了向近代教育转型的序幕。
李端棻从政后，敢于维新，敢与顽固派斗争，他的维新思想还影响和启迪了流寓京师的贵州籍人士，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康有为、梁启超发动的著名的“公车上书”时，贵州举人纷纷参加，现存的603人名单中，贵州竟有96人，几乎占六分之一。
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“戊戌变法”前，李端棻向光绪皇帝密荐康有为、谭嗣同，称其“堪大用“。变法时，李端棻积极参与，梁启超说，当时“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，一人而已”，这一人，就是指李端棻。光绪帝将其破格擢任为礼部尚书，大力推行新政。
“戊戌变法”即“百日维新”运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发动政变而告失败，光绪皇帝被软禁，当了两个半月礼部尚书的李端棻则被革职流放新疆，中道滞留甘州。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年）赦回原籍贵阳。
李端棻回原籍后第二年，贵州巡抚聘他主持贵州经世学堂讲席。当时，学堂在贵州出现不久，仍保持着书院的月课制度。李端棻觉得，变法虽然失败了，但是，“萌芽新政要推行”，自己有责任充当西方新学的传播者，就慨然以奖掖后进，开通贵州风气为己任。他在主持月课时，以《卢梭论》、《培根论》命题，阐发西方民权、自由思想，将卢梭与中国的孔子、孟子相提并论。学生闻所未闻，哗以为怪。他耐心讲解，并向学生传阅梁启超主编的《新民丛书》。讲课之余，他又在贵阳王家巷（今勇烈路）私宅，招集学生讲学，介绍西方的学术思想，如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论、达尔文的进化论、赫胥黎的天演论等。李端棻是清末向贵阳人民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第一人。李端棻的行为，遭到当时贵阳守旧的士大夫的诽谤，未及一年，他即离开经世学堂。
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底，他联合士绅于德楷、唐尔镛、任可澄、华之鸿等，将原设北书院的贵阳府中学堂移至雪涯洞，改设为贵阳中学堂。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，这所学堂改称通省公立中学堂。1908年，该学堂迁入河神庙新址，这就是今天贵阳一中的前身。他年过古稀之时，步履艰难，仍时而由人搀扶巡视贵阳各学校，并尽力捐款助学。
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11月17日，李端棻在贵阳逝世，终年75岁。他自己没有儿子，从弟端榘子葆忠嗣，由继子李葆忠将他葬于贵阳大关口。
李端棻遗有《苾园诗存》一卷，载于民国三十八年（1949年）版《贵阳文献汇刊》第五期。这集子收集了他的诗约百余首，主要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数年间写的，少数几首是旧作，由他的表弟何麟书记录提供。这些诗都是七言律诗，多是感时抒怀、咏物、记事、酬答之作，是他人生最后几年的生活写照。戊戌变法失败后，他历尽坎坷，但政治思想仍然趋向维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