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荣光，贵州省岑巩县思旸镇桐木村地英人，生于1922年（农历）5月14日。一个在国民党的王牌军新六军和共产党的王牌军38军战斗过的民族英雄。
1931年在村里地主家读私塾，因为家境贫寒，半年后辍学，1938年，15岁的时候母亲逝世后，给人放牛谋生，16-17岁当纤夫，往返于本县龙田到湖南晃县（今湖南新晃县）、芷江（今芷江县）之间，拉米、豆子、五倍子、被子等生活用品去湖南。1941年冬，18-19岁的时候，国民党抓壮丁，刘荣光跑去湖南晃县给人家看摊，因为又要扫地、看小孩，不习惯，就跑到晃县癞子岩背后的坳背箩给另外一家人放牛，看了半月牛，因为想家，碰到老乡田玉林的船只，搭船回家，打夜工回到本县一个叫衙院的地方，不敢再走，就给人家放牛，后来来到冲顶寨他的姐姐家，一次沿河边悄悄到城里玩，在当时的县城的小桥上被寨上的保长田某某看见，田某某命令保丁持枪将他拦在桥上，将他抓住，关在联保处，整整一天不给饭吃，几天后和凉塘的张克朝、苕寨（岩雾口）杨盛连、桐木寨杨盛木、注溪面溪杨光全、小堡毛坝姚元贵、绷寨杨盛德、新广钱家寨钱文魁、新广打茂坪姚茂林、杨家冲田绍根等10几个老乡，一箩绳捆5人，像穿鱼一样，背着40对草鞋，大的（20几岁）背50斤柴，由保丁武装押送到镇远师管区。到了镇远师管区后，国军给他们体检，体检后，穿上国军军服，成为国民党的新兵。这些新兵有的选送到湖南，刘荣光和一个营的弟兄被塞进煤炭车送到贵阳图云关。到贵阳后再检查一次身体，合格的，进行军事训练，再坐煤炭车，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兵到昆明。在昆明进行军事训练，如队列、操练等。
1942年8月，从全国各地选拔到昆明的新兵，60-70人坐一架飞机，飞由驼峰航线到达印度町江。
据刘老回忆，穿越喜马拉雅山时，身体冷，飞机往下俯冲就吐，到印度下飞机就热了。他们所在的连队为22师65团二营六连，师长廖耀湘，副师长李涛，团长傅宗良，营长周波，连长蒋哲胜（是“蒋哲胜”还是“蒋再胜”，“蒋”还是“姜”，刘老记不清了）。
部队在町江江边扎营，一个帐篷一个班，连起2里路长。到达印度后，每个人身上的钱、衣服等要全部焚烧，还要剪头发，然后换衣服，发印度的卢比，上等兵月8块零2盎，刘老当时是二等兵，月5-6块。安顿好后，由中国教官进行丛林战训练，瞄准、射击、爬山、演习，等等。他们的装备全是美式装备，枪是三0步枪，子弹10发，能打自动，连扣连发；手雷拔了插销，不丢不会响，比手榴弹好多了；每人发两套尼子衣服（有夹克）、皮鞋、胶鞋、尼绑腿、一只手表、一支钢笔、帆布背包（只装军服），后来蒋介石怕打不开国际路线，赔不起，只发一套，手表收回去了（刘老笑道，谁知道是不是当官的贪污了）；还发牛奶、咖啡、罐头、美国太阳烟（20枝火柴20枝烟）；打仗要背三天的米、罐头（牛羊肉、鸡鸭肉）、牛奶、咖啡、白糖、饼干……一切给养全部由美军全空投。空投时，由美国联络官拿布摆部队番号，飞机来找，打到哪里，飞机跟到哪里（一个团有一个美国联络官，一个师有一个排联络官）。空投的物品用大麻包包，大麻包里面有5个小麻包，免得摔烂。
刘老他们住在一个叫雷多的地方，这里森林大，蚂蝗多，平时在这里训练，内容为射击、格斗、游泳、驾舟、武装泅渡、登山、攀爬、防暑、耐寒、防蚊、抗疟、泥泞地行军等特殊技能，而演习、行军在兰姆伽（山上有庙，唐僧取经来过那里）。刘老说，美国人个子高（也有小个子），穿夹克，白皮肤，黄头发，眼睛像羊眼，很热情、客气，他们只负责联络，不打仗。
真枪实弹训练、演习2-3个月后，日本打到新平洋，22师奉命迎战。这是刘老打的第一仗。战场上没有居民，到处是森林，打到缅甸边界才有人。行军、打仗的时候，靠指南针指路，人与人相距40-50公尺，每班配备两把刀，用来砍树。一下雨，蚂蝗就特别多，扑在伤兵的伤口。他们打过去，美国人跟在后开路。初战还是胆小，后来越打越勇。
刘老打的第二仗是在白水河，时间是1943年，打了一个月左右。战斗前，坦克分解空投，然后组装，汽车、渡河的橡皮船全部空运。挡在我军前面的是日军第5师团55联队，这些鬼子占领对面山头，到处有碉堡、战壕，路全堵死。我军人数比日本的多，摆好战场，留了预备队，然后轮番进攻。先用炮轰和飞机炸，然后步兵冲上去，炮跟着往前面打。美军空军丢凝固汽油弹，离地一两丈时爆炸，树全部燃烧。日军运输跟不上，用大象驮炮弹，交通线全被美军控制，飞机不能起飞，打输了，被赶到河边；头戴钢盔和尖帽子、身穿黄衣服、脚穿皮鞋的鬼子横一个竖一个死在地上。
据刘老说，日本的武器好，三八步枪、九六式机枪、歪把子、手雷、小钢炮，日本人打仗很厉害，不会投降，被我军包围，都往河里跳，枪都扔下河，被俘的话，就绝食，不吃你的饭；日本的步兵没败，败在空军、海军；他们的个子和我们中国人一样，不矮；俘虏不多，都交给美国人。
这一仗，有一个战斗场景，刘老记忆犹新：刘老和副班长陈云生（江西人）及一个姓王的战友冲上一个山坡，姓王的战友不幸中弹牺牲，刘老和副班长冲上和日本鬼子拼，敌人一枪刺向副班长，刺在左肩上，副班长往后倒，敌人的刺刀弯了，拔也拔不出，刘老当机立断，一枪打在这个小鬼子的肚子，将他打死，副班长和鬼子一起滚下了山坡。因为是在战场，到处都是敌人，刘老得寻找躲在暗处的鬼子，免得小鬼子开黑枪，就继续往上冲，不知道副班长死活，后来得知副班长坚强地活了下来，刘老多么高兴！
打瓦洛的时候，日军人数不多，他们阻击，我军进攻，很快把日军打垮。刘老说，这时他的胆子大多了，拼命了，机动灵活，会利用地形保护自己了，眼睛像耗子出洞一样，不讲观八方，四方要观测，谁知道哪里打枪，子弹从哪里过来，不能一上战场就死，死了哪个打仗？
接着打缅甸的孟珙，孟珙是城市，打的是阵地战，前前后后打了一个多月，一般都在拂晓打，打到天亮，也是先炮轰和飞机炸。
打一仗休整一下，国内补充部队，还要训练。日本也休整。
接着打“喀玛胤”，日军56师团，“喀玛营”地形较平，坦克出动了。
新六军抢渡伊洛瓦底江是一场恶战，江大，天上几十架飞机像燕子一飞，轰炸，地面大炮几十门百多门不停地轰，阵地轰烂后，步兵坐300只橡皮船抢渡过江。一只橡皮船坐一班人，十匹橡胶桡片。橡皮船像竹子一样，打通一层还有一层，不会沉。大的橡皮船安装汽车头的螺旋桨开起走。船上配备气枪。机枪架在船头，边走边扫射。鬼子的炮打在江里，巨浪把船掀翻。船靠岸后，我军冲上了岸，对着鬼子就打，把鬼子打败，鬼子边挡边退，逃去。
刘老说道，打得最残酷的是孟珙和密支那。打密支那，22师作预备队，38师打，坦克都出动了，刘老他们看到，战斗很激烈；打“喀玛胤”的是22师和14师，我军出动坦克。
对于一些地名，刘老记忆犹新：新平洋、“白水河”、瓦洛、孟珙、“喀玛胤”、伊洛瓦底江、“巴莫”、密支那。他说道，缅甸木房多，砖房少。
1944年冬，刘老他们由“曼达”坐飞机到密支那，再由密支那坐飞机到云南沾益，由沾益坐飞机到（湖南）芷江，然后坐汽车到安江（今湖南安江县，22师司令部设于此），再坐汽车到洞口（今湖南洞口县），接74军的防务。王耀武是上将，当时在雪峰山有两个师，廖耀湘是中将，当时只有一个师，王耀武不相信22师，不肯交防务给22师，后来才交。在雪峰山没打几天，8月15日本投降，我军守住战壕。
日本投降，没仗打了，大家都很高兴，但部队没放假，撤下来，从芷江坐飞机去接收南京，在南京的光和门下飞机，住在中和桥大兵营。在飞机场，日本兵放下武器，集合，点名，由我军指定住处。刘老说道，日本鬼子投降，就像国民党当着解放军的枪，要你怎样你就怎样，要你举手你就举手，要你放下你就放下；鬼子是集中，排队走来，没有举手。
9月9日，何应钦在南京代表蒋介石接受在中国境内的全部侵华日军投降，他们负责警卫。何应钦还代表蒋介石在中央门检阅部队，22师游行，全部穿尼子衣服、戴钢盔、穿皮鞋。伞兵部队还举行空降演习。刘老说，何应钦不高，肥肥胖胖的，是二级上将，除了蒋介石就是他。接收以后，宋美龄到了，所有的电影院、戏院免费三天给官兵们开放。国军军纪严明，不骚扰百姓，老百姓很高兴，很拥护国军。
接着，22师又飞去上海，接收龙华飞机场、大场飞机场，刘老感慨地道，日本的武器，标杆直，规规矩矩啊！
打了无数的大仗，我们想刘老应该负伤，刘老跟我们说，他没负重伤，在缅甸受点轻伤，他伸出脚给我们看，脚上有个伤痕。
不管是在国军还是解放军，刘老都是机枪手，他说，在印度、缅甸的时候，机枪手是贵州安顺一个姓邓的，副射手是湖南的袁青玉，邓牺牲后，袁青玉当机枪手，刘老当（44年打“喀玛胤”）副射手，45年当射手。当射手要机动灵活，要有技巧，要会判断地形看机枪安在哪里，要会判断对方从哪里来，看对方是新手打的还是老手打的，死板板的不行。
接收上海后，22师坐飞机去东北，因为是王牌军，解放军专找他们打，解放军唱道：“吃菜要吃白菜心，打仗专打新六军……”解放军打塔山的时候，刘老跟解放军了，并参加了抗美援朝。
另：
1、因为是异国地名，加上我对这段被隐匿的历史不了解，个别地名我无法确切地写出是哪个字（百度也不一致，如“达洛河”、“大洛河”、“达罗河”，“胡康河谷”、“胡冈河谷”，等等），就打“”，表示是音译，文字和时间顺序等等难免出错、凌乱，大家指出、指点，为谢！
2、看到我博文后，哪位读者家里的老人和刘老前辈是战友，或者，您对刘老的故事感兴趣，加我QQ：444143734，您加我时，一定要说清楚为什么加我，因为我怕闲聊，怕浪费时间，一般情况下不加人，谢谢您的理解！
编后语：
去年冬天，我问我满公，岑巩有什么抗日老英雄可写？满公答道：“没有。”随即又道：“有一个，叫刘荣光，80多岁了，参加的远征军……”我大喜，当即央求满公作媒，我要采访刘荣光公公（满公的朋友，我称“公公”），刘公公得到我满公的电话后，怀揣一包纪念章如约而来，当时我在印刷厂打工，接到电话后，满脸脏兮兮跑来，看着刘公公的纪念章，惊喜不已！
遗憾的是，我一没相机，二没时间，只得“放”刘公公回去。后来，满公要他的老乡，政协的龙某某去采访。再后来，我去了贵阳，此事不了了之。从贵阳回来后，我结识了岑巩电视台的记者姚某某，将刘公公的情况给他讲了，他说政协的龙某某给他讲了，他计划8月份去采访。得知他要去采访，我大喜，决定在他之后去，不意，8月24晚，姚某某邀请我同往，我犹豫一下（草根，无名分），答应了。
终于能把刘老的事迹采访保存了，很高兴！
采访回来，我轮番播放我儿子的学习机，听刘公公讲诉，因为太长，又不能选时段播放，要回放必须从头，听得我耳朵都痛了。不巧，天气跟着变化，我感冒了，原计划写一篇散文，无奈之下只好作罢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