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光藜，字兆清，号奎章。清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春月出生于黄平县重兴乡重兴村一个庄户人家。
其父沈思元略识文墨，常被别人家的婚丧嫁娶、田地纷争撰联立字据所困。因此，他十分注重对儿女的学习培养。3个儿子中，唯兆清最为聪慧，悟性好又敏而好学。兆清5岁时就被父亲送到私塾去拜了先生读书，每天放学回家，父亲常常听到兆清背些“百家姓”和“读书须用意，一字值千金”、“钱财如粪土，仁义值千金”之类的句子。从此，这些劝学和做人的道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打上了烙印。
沈氏在重安、重兴是望族，在私塾里读书也多是姓沈的子弟，孩子们在一起读书，一起玩耍，难免常有些磕磕碰碰的事情发生，每当同学之间有了矛盾，兆清都会站出来主持公道，劝说双方，化解矛盾。有时与异姓异族同学发生争执时，沈姓的同学都会站到一边，以人多势众欺负外姓同学，这时，兆清会明辨是非，晓以道理，不准沈姓同学欺负外姓同学。私塾老先生见兆清小小年纪就能明白事理，伸张正义，加上他聪明好学，勤奋努力，所以倍加喜欢他。老先生每天要兆清多上一节习字课或多打一个时辰的算盘。渐渐的兆清的学习成绩超过了同学一大截，清末年间，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中秀才。这是重兴沈氏家族的第一个，也是最后一个秀才。沈姓在黄平算是大姓，论字派，他是光字辈，所以改名沈光藜。沈奎章的名字在黄平、凯里一带广为人知，那是后来的事情。
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，旧中国内政不修，军阀混战，列强入侵，烽烟四起，国民生活于水火之中。少数不法之徒乘虚而入，打家劫舍，拦路抢劫，欺男霸女，为非作歹，黑暗的社会动荡，殃及到各地穷乡僻壤，日夜号角报警，百姓寝食难安。旧时的重兴赶场是在今重兴村，所以，凡是上了点年纪的人都把重兴村叫做街上。那时的重兴街上两旁都是民居，民居的门口都置有货柜。一条500米长的乡村街道，每逢赶场天来自塘都、野落、枫香、翁满（今翁坪）、铁厂、湾水、皎沙、重安等地来赶场的人摩肩接踵，人声喧哗。光藜的府上就在街旁，所以各地的信息来源比较灵通，哪个寨子前些天被劫匪抢了，哪家的黄花闺女被莽汉强暴了，哪家的小孩被“卖肥羊”绑架了。光藜听后十分气愤，顿足击案，大声诅咒那些恶人不得好死，如是沈氏家门有谁作奸犯科，胡作非为，非以家法惩治不可。他家住在街上，隔三差五每逢赶场天，族人的纷争，谁家闹矛盾，都要来找光藜调解。开始，光藜只是家族中的“审判官”，渐渐的，他家也成了外姓人家断案的“衙门”。光藜一生向善，秉性刚直，主持公道，每每有谁告到门下，他都要仔细询问，了解原由，分清是非，然后对投诉者言予宽慰，对横行者晓之以理，使其省悟。渐渐地，光藜在四邻八村成了有声望的名人。
有一段时间，重兴街上赶场的人少了，市井萧条了，原来是许多村寨闹匪患，土匪猖獗，闹得十里八村不得安宁，民众怨声载道。光藜正是在这时局动荡，民不宁日之时受镇远专署之命担任“黄平联合八团剿匪大队长”一职，指挥所就设在重兴街上，负责所管辖的重安、新州、旧州和平溪等地的剿匪治安。光藜就职后，积极组织各村寨青壮年日夜操练。光藜虽然不是行武出身，但他读经史，究兵书，对联合八团子弟兵训练有素，挥戈、散打、擒拿多请民间功夫高人为师，所以，联合八团子弟兵个个身强力壮，身怀绝技，能以一敌十。光藜在训练兵士时曰：“国家多难，祸及桑梓，土匪猖獗，百姓不宁，吾辈七尺男儿怎能坐视不管？既为八团子弟兵，就要保一方平安。”曰为“八团子弟兵”，实为地方联合治安队，子弟兵一无经费待遇，二无武器装备，除几杆长枪，就是大刀长矛和棍棒。子弟兵多是有事归队清匪，无事回家种田，在光藜的亲自领导指挥下，子弟兵常常开展对土匪的围剿。
盘踞在东坡飞云崖为匪的“龚道人”，仗着手下偻罗多，巢穴难攻易守的险要地形，经常打家劫舍，拦路抢劫，横祸乡邻百姓，气焰十分嚣张，黄平、罗朗、东坡一带百姓深受其害，谈匪色变。此“龚道人”十分狡猾奸诈，经常是深居简出，警惕性高。官府曾多次揖拿未果，对其无以计施。光藜早闻“龚道人”其人，决定设计抓捕，于是捎信说沈某仰慕“龚道人”，愿拜为异性兄弟，联手共谋发展。“龚道人”也许定有此劫数，果然答应与光藜商谈发展。光藜设下埋伏，一举拿下来匪，就地斩首正法。民众得知劫匪被杀，无不奔走相告。以后的“八团子弟兵”先后围剿了重安匪魁李某，翁满匪首杨某，谷陇匪首沈某。特别是匪首沈某，系光藜的长辈，其家属以家族长辈名份，动以重金求释，多方讲情，都被光藜严辞拒绝。匪徒都被一一处决。因此，“奎章”名声大震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十里八乡都知道重兴有个联合八团剿匪大队长叫沈奎章，却不知道沈光藜就是奎章同一个人。通过前后几年的清匪围剿，匪患大为减少，一时光藜所管辖的地方，社会稳定，男耕女织，百姓安居乐业。黄平县县长卢连芳奖赐志功匾额一张，健骡一匹。数十年至今，黄平、凯里一带凡上了年纪的人无不听说过“沈奎章”这个人。
沈光藜为人正直，心地坦荡，他没有民族偏见，没有远近亲疏，为人友善，平等相待。重兴街上的赶场天，光藜府上常是宾朋满座，笑声不绝。即使是一席粗茶淡饭，一瓢甘甜凉水，都凝结了光藜与远道而来赶场的“伙计”们深深的情谊。
光藜一生娶过两房夫人，因原配夫人未能生儿育女，有好心人给光藜介绍了一苗族女子时，家人反对不说，族人也纷纷提出反对，原因是重安、重兴一带沈氏是名望大家族，前人有训，沈家人不得与少数民族通婚。光藜对此“家规”十分反感，他对族人说：“苗、革不是人么？我们国家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，国家要强盛，就需各民族团结一致，共同抗击外敌，乡里现在少了匪患，人们安居乐业，不就得力于汉、苗、革各位八团子弟兵的功劳么？如果没有许多的苗、革子弟兵，我奎章做不了八团剿匪大队长。”光藜的义正严辞，驳得家族的“长辈”们哑口无言。于是他在爆竹和喜气中和苗族女子丁氏结下了百年好合，这可以说是重安、重兴一带沈氏和其他少数民族通婚的先例。自此以后，沈氏的后生们再也没有什么顾忌和偏见了，“老祖公给我们开了头，我们还怕什么？”几十年来，沈氏的后生们当达到谈婚论嫁的时候，都常常搬出“老祖公”沈光藜来和父母据理力争。如今，重兴、重安、马场一带姓沈的汉族和其他外姓的少数民族开亲的也习以为常了。
光藜名为八团剿匪大队长，实为一介书生，一身布衣，不是外乡人传闻中的“武艺超群，胆识过人”的彪形大汉“不得了”的人，他只是个乐善好施，路见不平而拔刀相助，声张正义的人，剿匪之余，常以吟诵经史，品悟人生，培养弟子为毕生乐事。民国10年（1921）他与乡贤将私塾合并，始创重兴私立初级小学，广招农家子弟，借观音阁授课。他在积极剿匪的百忙之中，不辞劳瘁，兼职教师，督促教务，播撒文化的种子，指点文明之路，十里八乡的农家子弟纷纷前来拜师读书。光藜执教讲授，教学严谨，纪律严明，他告诉学生为学先做人，家有万贯家财，他人可劫，唯有学问是自己一生享用的财富。他教的学生，不分民族，不嫌贫富，一视同仁，备至关心培养。炉山县（今凯里市）岩寨村的苗族杨光熙钦慕前来求学，敬佩沈光藜品德，拜为义父，光藜甚为垂爱，备至关心培养，杨毕业后，升入炉山中学，后入青岩国立师范，参加历次学生运动……1949年解放，检查杨的遗物，发现内有许多马列著作。凡受教于光藜的学生，无不对他敬仰亲近，每到年节岁尾，学生都要带些礼物看望自己的恩师，光藜这时也释怀畅饮，无比高兴。
光藜卒于民国37年（1948），享年65岁，出殡之日，各村乡民逾千人扶柩送葬，光藜一生人品以苗族有声望的杨凡中、潘宗武二人敬献的挽联为证：
奎应天星，壮年挥戈跃马，荡萑苻，安桑梓，泛爱亲仁，联合八团独树帜；
章及品物，暮岁解甲归田，读经史，种稻粱，淡泊明志，清风两袖一山翁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