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宁的地理位置在东经103度36分07秒至104度45分38秒和北纬26度30分57秒至27度26分56秒之间，县境东西长116公里，南北宽105公里，总面积达6295平方公里，人口据2010年年末统计，逾140万，其西北部，西部和南部分别与云南省的彝良，昭通、鲁甸、会泽、宣威等县和六盘水市为邻。少数民族34.72万多人，占24.8％。数千年的封建统治，使各族人民备受苦难和折磨，其中少数民族更为惨重。威宁各族人民在寻求生存和争取解放的斗争中，曾经付出过巨大的牺牲。可是，在没有政党领导，缺乏正确路线指引的状况下，他们的行动，只能是在黑暗中自发的“铤而走险”，其结果都免不了以失败而告终。只有到了近代，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，才把人民的革命运动引向了正确的轨道，人民才以排山倒海之势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，并在较短的时期内，将翻身作主的夙愿变成了美好的现实。
1934年4月就有地下党在威宁开展活动，1936年3月红二、红六军团长征过威宁，经过20个乡镇，留下了红军马、红军豆、红军桥等红色故事和云贵红军渡河、麻乍坝海营等革命历史遗址遗迹，有着赓续百年的红色基因。威宁不断提升研究水平，挖掘县内丰富史料，解读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，全面梳理县域内红色资源分布情况，列出团菁梁子战斗遗址、哈喇河红军坟遗址等12处革命遗址遗迹和云贵红军桥、麻乍镇坝海营赔银等4个红色故事，加大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开发，整理了一批红色档案资料，充实和丰富了党史学习教育的内容，加深党员群众对党史学习教育内容的领悟及理解，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凝聚力量，传承红色基因。
1936年初春，云贵高原乍暖还寒。由贺龙、任弼时、肖克、王震等领导的工农红军二、六军团，在湘、鄂、川、黔边区完成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转移任务之后，由湖南桑植挥师长征转战贵州。2月上旬，红二、六军团突破乌江上游鸭池河，先后进占黔西、大定和毕节；并以此为中心建立红色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，进行扩红筹饷，开展打富济贫活动，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希望。可是，蒋介石置日本大举侵华的民族危机于不顾，叫嚣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派遣其嫡系和湘军樊崇甫、万跃煌、李觉、郭洱标等纵队组成“追剿军”，饬令滇军孙渡纵队和川军杨森，李家钰等部组成“堵剿军”，从四面八方向黔、大、毕步步紧逼，企图将红二、六军团一举歼灭。为避敌锋芒，保存实力，另图发展，红二、六军团当机立断，迅即放弃黔、大、毕，向乌蒙山区的赫章、威宁方向转移。3月上旬，红军牵着敌人的鼻子，一下朝西、一下往北，一下返东，弄得敌人昏头转向，疲惫不堪。中旬，蒋介石及其行营主任飞到贵阳督战，认为以120个团10万余人的重兵，足可将不足2万人且装备低劣的红军逼入“绝境”而一网打尽，殊不知，红军于财神堂乘敌人毫无防备之际，一夜之间便跳出包围而远走高飞。3月16日，红二、六军团分别由可乐跨越妥洛河，由奎香涉过洛泽河，向威宁县境进发。
滇军之目的，完全为保境。因此，孙渡所部4个旅，以第二旅（安恩博）保卫昭通，第七旅（龚顺碧）驻防镇雄，第五旅（鲁道源）也只进到威宁县城，一直不与红军接触，第一旅（刘正富）仅布防于昆明接宣威之线作预备。滇军这一心理早为红军所管辖，又发现刘、龚两旅尚远，安、鲁两旅互不衔接而有百余里的空隙。于是，红军自3月17日至21日由北向南，顺利地通过威宁腹地，直趋滇东宣威县境。
红军长征过威宁，足迹遍及板底、结里、羊街、云贵、大街、牛棚、龙街、观风海、辅处、法地、金海、兴隆、蛇街、狗街、小海、新街、妥打、三道河、松山、灼甫、高原、仙马、秀水、果化、小米、哈喇河、贝古、河边、黑石头、麻乍、戛利、蜜蜂、居乐、得磨、铁厂等30个乡镇，所到之处，都有宣传革命真理的标语，都有“打富济贫”的革命行动，都执行秋毫无犯的革命纪律。人民军队爱人民，人民拥护子弟兵的情形，略举以下几例，即可窥见一斑。
1936年3月4日，红军一部为试探驻威滇军虚实，进至板底和结里，就在民众的墙上写出“打大户，分田地，打官僚，分仓库”的标语，并把土豪的粮食分给穷人。住在农民杨国清家的红军，吃了他家两升大米和一些猪油，就付给三块五角银元，贫寒的彝族妇女王阿戈，还得到了红军送给的包头帕。病在家中的老人，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会送饭来吃。在辅处，天桥、兴隆等地，财主管培生，赵清和等早已闻风而逃，红军将他们的浮财分给穷人。在大街小学的墙上，红军写有“青年学生只有参加红军才是真正的出路”“苏维埃和红军是抗日的先锋”。“打倒蒋介石”等革命标语。3月16日，红军离开兴隆厂后，苗族罗伯亚米发现家里有一碗红色小豆，时逢春播季节，便拿到地里种下，到了秋天获得好收成。年复一年，种者越来越多，产量很高。小豆为红色，又是红军送的，因而人们称它为“红军豆”，直到现在还在种、还在吃。
红军在得胜坡，见农民马杨八太贫寒。就拉一匹军马送他。事后，地主刘朝来强逼，企图霸占，群众机智顽强的斗争，才给马杨八保住了这匹红军马。3月19日，红军到麻乍，贫农赵敢生，借粮招待红军，舂5升谷子做饭给红军吃。行前，红军要付钱，他死活不肯收，红军硬要送他一匹红沙马，推辞不掉，只好收下，以后他牢记红军情，精心饲养红军马，现已繁殖第五代。
3月20日凌晨。驻坝海的红军要启程。当一位战士持火把去喂马时，不慎点着屋角稻草，即刻，火随风势延及茅屋，烧毁民房20多间。红军及时道歉，安抚灾民，还用马驮着的大洋，三五十不等，依据灾情轻重发放赔偿损失。红军走后，灾民很快盖起新房，搬入新居。此情此景，永世难忘，“天还很不明，火烧坝海营，红军要起身，赔了一驮银”。这首至今流传在当地的民谣，忠实地反映了这一感人的故事。
行军作战，情势险恶，红军伤病员流落民间之事时有发生。辅处农民古银山家，就安置过10多位伤病员，红军离去时，还留下一名湖南籍战士，名叫潘玉成，为了感谢古家老幼的关怀护理，他把身上的两件值钱物----手表和金戒指送给了古家。四天之后，这位战士不幸去世，古家用木板做“金匣”，泣不成声地将其安葬到新营盘坡上。解放后，乡人民政府将这座“红军坟”整修一新，还在坟前树立了纪念碑。兴隆厂赵德安家，留下一位流血过多的年轻战士何正发，虽精心用草药调治，但因伤势过重而牺牲，赵家和本村农民将其埋在街后井坡上。解放后，副乡长赵家兴为缅怀先烈而撰文，深情地写道“青草遮住了你的笑脸，野花伴你在此长眠，只有风，吹奏着当年的号角，只有雨，谱写着那血的诗篇”。今天，有多少科学的“腊子口”，技术上的“大雪山”，学习上的“大渡河”，在等待着我们去征服，让我们高举起革命先烈的旗帜干一番前无古人的事业，作为对先烈们的怀念。
彝良县的奎香，是红军三进三出的地方。红六军团最后离开那里即到威宁的云贵桥边。云贵桥边的人说，红军爱穷人，坏人怕红军，地主保长罗汉清听说红军来了，拔腿就跑得无影无踪，可跑得了和尚跑不庙，他家的财物被红军分给穷人了。于是人们异口同声的说，“天下的军队，就数红军好。”……
在布戛梁子，土霸地头蛇刘朝梁，带着爪牙打红军，还想抢红军的枪，可一接触就被红军打的屁滚尿流，抱头鼠窜，当地群众便把这里称为“红军湾”。并且编歌谣唱道：“布戛梁子红军湾，红军鲜血染青山。那天那日红军转，穷苦人民把身翻。”抒发了对红军的崇敬与怀念，寄托着对红军的信赖与希望。
短短的6天，红军留下许多故事标语。正如老红军陈靖将军1988年重走长征路时在威宁题词：“时间不长情意长，战斗不多遗迹多。”我们的红军，凭着不畏千难万险的精神。凭着秋毫无犯的革命纪律，凭着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，克服了世间罕见的困难，战胜了优势敌人的围剿，实现了北上抗日的宏愿，赢得了穷苦人民的信赖和崇敬。红军和威宁人民虽然暂时离别，但是军民的情谊从此无法割舍。红军的主张和行为，犹如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火，把威宁人民的心田烘得热乎滚烫起来，相信红军一定会回来，翻身解放的日子不会很远了。
自从红军播下革命火种，就使僻远的西南不平静了，连乌蒙高原也随之沸腾了。中共地下组织活动的影响，威宁人民的革命觉醒不断高涨。民主运动，武装斗争接连不断。1939年4月，浦光宗、宋方受中共云南省工委派遣来到威宁，浦为宣威－威宁－昭通公路工程负责人兼工程师，宋方受聘为威宁女子小学教师。他们借此掩护进行革命活动，联络进步青年、学生和各界有识之士组织“读书会”，阅读《新华日报》《救亡日报》和《南方》等进步报刊，宣传抗日救国，组织歌咏队，演唱《流亡三部曲》，举行“反日讨汪”火炬大游行，发动各族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救亡运动。1940年1月，中共贵州省工委又派党员宁汉戈（名宁起鲲）由思南转赴威宁，以县政府合作指导室主任身份组织信用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，开展农村工作，并借此途径帮助农民摆脱贫困，宣传革命思想，扩大进步力量，同时号召和组织农民搞产品义卖，捐资支持《新华日报》的出版发行。宁汉戈还兼任威宁小学教师，协助浦光宗和宋方组织读书和演讲活动，向学校师生和当地群众宣传革命真理，在白色恐怖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。1940年5月，宣昭公路竣工，浦、宋二人返滇后，宁汉戈于8月遭国民党威宁当局逮捕，10月10日越狱转移重庆。近年，宁汉戈在《毕节党史资料通讯》上发表《草海三百天》和《越狱千里行》等文章，对当年在威宁的革命活动作了行动详实的回忆记述。
